我有双重身份。

 

　　我是音乐人。能推算出哪个音符的振动频率是多少，能记录CD音乐中高中低几十个声部（各种乐器）的分谱，能够从几十个人的乐队中听出哪一位乐手的弦没有校准。在我的城市，我曾经以我的音乐，接待中央领导人和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我也是验配师。在我们这座城市，经我和妻子验配的丽声助听器数以千计。丽声有20年发展史，我们有16年职业生涯——细想一下，助听器从模拟时代，到今天的个性化、小型化、智能化数字时代，我们似乎是与丽声一起成长的。

 

　　我一贯以为，助听器验配师这门职业，其实更适合女同志。这并不是说女同志比男同志更有耐心，坐得住。女同志一个天生的优势是，她们说话的声音（频率）都可能比男同志高。我接触过很多的听障者，他（她）们听我老婆的声音常常觉得比较清晰，听我的声音常常觉得比较浑浊，不能辨识。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助听器用户，都是老年人，他（她）们的听力损失，首先是从高频开始，并从高频迁延到中低频的。女同志说话，很“天然”地补偿了老年人一部分失落的“高频”，为这部分听障者提供了比男同志更丰富的“高频率”复合音列。

 

　　助听器满足于用户听得见，是属于功率范畴的物理概念，助听器满足于用户听得清，是属于感觉意义的心理概念。声音的大小（功率），源自声音的低频，因为低频是声音的能量。声音的清晰，源自声音的高频，因为高频让声音更“刻画”、细腻。助听器就是这样一个神秘的东西——能够对听障者损失的频率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力度”不同“方式”地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论，制造师是对频率的把握运用，验配师是对频率的理解运用。

 

　　我常常从双重身份的视角来审视助听器。我认为每一个好的助听器，都是大师的杰作。但它们的音色——有的追求明丽、清新、鲜明、澄澈，有的追求雄浑、厚重、丰满、苍劲——其风格，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从助听器里，我听见的不仅仅是音色，更饱含了大师们的人文和审美情趣。他（她）们让我仿佛领略到渔舟唱晚时的欸乃归舟，也让我仿佛领略到重金属味十足的奔放摇滚。在尽情欣赏他（她）们的杰作时我也在想，有时“雄浑与明丽”如“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作为音乐人，我认为雄浑、厚重的低频，像大地一样包容、承载万物；像松树一样苍劲有力。但它用之过度，会损失高频的明丽、细腻、清晰。作为音乐人，我认为明丽、鲜亮、透明的高频如大自然一样清新，让声音清晰、细腻、生动；如一支刺破混沌的利剑，从呼啸森林里慷慨激昂飞出。但它用之太过，会损失声音的厚度，让声音变得单薄、尖锐、生硬、带刺。大师的杰作，便是把握和运用高频与低频的天平，来形成自己的品牌和风格。并赋予高低频以生命，把助听器做得像男人一样的雄浑、结实，或像女人一样高贵，清丽。

 

　　我经常拿丽声助听器与某品牌的助听器给音乐人士或者助听器需求者品鉴。他们的一致认识是，丽声助听器声音明丽、清晰、细腻，如优雅女人的嗓子，没有一点点噪音，各频率声音流转自如。而某大品牌助听器的声音浑厚、饱满，本底噪音稍大，只是听障者基本上听不见而已。

 

　　我想，正是因为品牌的声学特点不一，才有了助听器的多元选择，才有了助听器品牌的各喜各爱。它既可以像北方的梆笛，粗狂、奔放、热烈，也可以是南方的曲笛，婉转、细腻、明丽。正如北宋时柳郎中与苏东坡的词——一个娇婉细腻如“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一个豪情万丈如“关西大汉，铜琵琶，铁卓板，唱‘大江东去’”。

 

　　我喜欢竹笛，也喜欢柳词。不仅我喜欢，“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说明了柳词被人喜欢的广度。我喜欢丽声，正如我喜欢欣赏婉约的艺术一样。我相信她的品性之魅，更能够给听障者（特别是老年听障者）以更好的高频补偿。祝福年届20周岁的丽声，以其婉约的艺术，造福更多的听障者。我相信丽声的未来：“于无声处，即能有丽声”。